27全球经济增量贡献率：我国是美国的2倍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我国经济增量对全球经济增量的贡献率已从2014年的27.8%增长到2016年的30%以上，居世界首位，而美国仅为15.3%，我国的贡献率约是美国的2倍。

投机买房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多。Q：刚提到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

如果是原始社会，狩猎和采集那个时期的人类社会，越是有体力资本的人，长得高大强壮的人，越能够去打猎，有那个优势。再一个呢，更重要的一点，原来每次房价要下跌的时候，各级地方政府想办法去施加压力，不让房价下跌，所以这就造成房地产价格预期往未来看，只会进一步往上涨，而不会下跌，造成了更多投机买房需求不断被刺激出来，造成了房价只有上涨一条通道，没有下跌风险。房地产只涨不跌，那大家想把钱往哪里转移那？那肯定都去不断地买房子。这样一来，（金融）教育从高中开始，大学层面就为整个经济结构做更多铺垫。你怎么看现在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我看你之前的文章也讨论过不平等的问题，说对于现代社会，只要消费差距不失控并且低收入人群也能有体面生活，其他差距不一定只是坏事。

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很好理解。另外，也有不同的保险产品、不同的保险公司，再加上不同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三、顺应发展阶段变化的城市化内涵 在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2010年，中国的人口转变也跨过一个转折点：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到达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量阶段。

在1978－2016年期间，中国的实际国民总收入（GNI）年平均增长9.6%，是这一时期世界上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增长速度。在统计上的表现，就是在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与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之间一直存在一个缺口，2017年前者为58.5%，后者为42.4%。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和对生产者的直接补贴显著增加，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置改革也为土地流转创造了体制条件。进入 蔡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特色城市化 。

1978年，中国农村全年人均收入不足100元的绝对贫困人口，足有2.5亿。从城市化率指标来看，中国要达到自己所处收入组别——世界银行划分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65%的平均水平，尚有8个百分点的差距。

随着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这些经验应该按照其内在的逻辑予以更新，以推动城市化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提升的转变。事后，蔡昉把2004年判定为中国经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年份，并指出这个转折点不仅仅以劳动力短缺和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为标志，还伴随着一系列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但是，这个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却不能为负有改革成本直接支付责任的地方政府排他地获得，导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推进改革问题上的激励不相容。随着微观激励的改善，劳动力剩余迅速显性化。

不容忽略的是，同一时期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也是世界上最快的。四、结语 起步于197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改革，逐步破除生产要素积累和配置的体制障碍，创造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充分条件。以托达罗为代表的许多研究都指出，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形成合力，塑造了劳动力流动过程及其特点。近年来，从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占城镇全部就业的比重已经超过1/3。

接下来，我们围绕这些方面概括中国特色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改革过程）的三个特征化事实。如果说传统体制为农业劳动力设置退出障碍的初始意图，在于确保农业在不平等交换条件下对工业化积累做出产品贡献和资本贡献的话，该体制在城市及其部门为农民工设置的进入障碍，则是为了实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排他性供给和就业的全面保障。

最后，剩余劳动力和冗员按照生产率从低到高的顺序，在产业、行业和地区之间流动，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事件被曝光后震惊全国上下，事后有12名当事人被判刑（包括一项死刑），20名公务人员受到行政处罚和处分。

首先来看这些经验对中国自身持续发展的涵义。然而，1978年注定了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农民工以其规模和年龄优势（超过半数在40岁以下）保证了城市经济的劳动力供给。随后于1984年开始又陆续确立了一批沿海开放城市。如此，把世界经济不平衡或者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归咎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在民粹主义政治和保护主义政策倾向日趋增强的情况下，形成针对中国的经济贸易摩擦。其次，有利的人口因素确保了劳动力数量充足和质量改善对经济增长做出显著的贡献。

农村这项改革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初突破。户籍制度最关键一步改革即农民工的市民化之所以举步维艰，在于改革收益与改革成本之间的关系不对称。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史无前例的高速经济增长。而实行家庭承包制所必然引致的人民公社的彻底废除，是劳动力转移的第一个体制突破。

不过，劳动力市场发育至此，也造成城市内部的劳动力市场准入与基本公共服务权益之间的分离。了解改革开放时期与人口转变一个特殊阶段的高度重合，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劳动力转移和流动越来越充分，以及流动范围的扩大，不仅开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显著地缩小了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实行家庭承包制的直接目的，是改进对农业生产和劳动的激励机制，给予农户经营自主权和对剩余产品的索取权。一是看不到诸多与户籍制度配套的政策和制度形式，都在外围上发挥着同样的限制流动的作用。这个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不仅从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资本回报率，以及资源重新配置等方面产生对潜在增长率继而实际增长率的不利影响，还倾向于导致城市化速度减慢。

不过，到了1970年代末，凤阳只是人民公社体制造成的贫困恶果的一个缩影。由此出发，中国以城市化为代表的改革和发展经验，可以回答下列问题从而解决一般的发展问题：第一，通过改革解决生产要素积累的激励问题和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机制问题，把必要条件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

小岗村的村民未必知道这个会议的召开以及会上讨论了哪些问题，并且，事实上当时会上通过的文件也没有明确肯定任何一种改革做法。两类人口增长形成的这种剪刀差态势，同时也表现为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创造了这个时期独有的人口机会窗口。

最终，搭便车必然成为普遍现象，低下的激励必然导致极低的生产率。也就是说，随着农业中劳动力剩余状况的显性化，劳动力开始退出低生产率的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和农村之外，转移规模则一步步从小到大。

如果把户籍制度看作由内核与外围两个部分组成的话，事实上，这项改革一直在外围上得到积极推进。例如，1978年国有经济雇员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78.3%，如果加上集体经济雇员，两种公有制经济的就业比重高达99.8%。中国特色城市化的经验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对传统体制的改革中实现的，既创造出微观激励又获得了宏观效率，符合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社会变迁规律，却又密切结合了中国国情，与中国特定时期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口转变阶段，以及面临的体制遗产相对应。然而，中国农业的制约在于经营规模过于狭小，户均土地面积只有0.6~0.7公顷，仅相当于世界银行定义的小土地所有者规模（2公顷）的1/3。

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从2009年最高水平2.67下降到2017年的2.35。中国特色城市化则是把改革、发展和分享融为同一过程，把潜在增长率转化为经济发展奇迹的实践载体。

（三）改革历史瞬间之三：废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1958年开始实施的户籍制度，旨在把人口的居住和就业纳入国家计划之中，限制人口和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的自由迁移和流动。2003年3月17日，大学毕业后在广州担任平面设计师、年仅27岁的孙志刚，在街头受到警察盘问，因没有办理暂住证被收容，羁押在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其间遭到护工和部分被收容人员的殴打，三天后非正常死亡。

研究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可以通过提高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和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显著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二、中国特色城市化的特征化事实 从过去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选取的上述三个历史事件，分别代表着改革如何解除劳动力退出、流动和进入的体制障碍。